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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其他监督机制，必然也要设置对监督机制的监控机制，无形之中也会增加防控成本，而当事人监督则是零成本。

[36]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尽管地方政府侵犯经营自主权的现象极其普遍，但实践中地方法院实际受理的相关案件数量却不多，以上海为例，从《行政诉讼法》实施至1994年年底，上海市各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涉及侵犯经营自主权案件仅50件，结案49件。[50]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1996）古法行初字第1号。

从经济体制、市场改革的观察视角，同样类似的观点，可见朱维究：我国应当建立独立的行政诉讼制度——兼论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关系，《政法论坛》1987年第3期。以及张尚鷟先生亦认为，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主要是要求在国家行政机关内部实施行政监督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法院审判行政案件，对各级政府以及各级国家公务员的各种行政管理活动从司法的角度来进行监督，以便有效地保障其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严格依法行政。企业的微观运行要更多依赖地方政府的种种政策优惠，而非取决于所谓的市场那双看不见的手，旧体制下的制度框架在注入市场因素后反而发生巨大的化学反应，引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66]同时，地方官僚在此阶段体现出明显的官僚企业家（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的特征，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既依循市场逻辑，又在官僚晋升体制下表现出极强的政治动机诉求。不仅如此，最高院也以文件与复函的形式强调了行政诉讼在保障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重要作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以通知的形式，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组织审判干部结合学习十四大文件和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文件，认真学习《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和中发〔1992〕12号文件，解放思想，提高认识，通过审判活动，积极保障和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因此这种呈现出法团化特征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分权、财税包干改革的制度激励下，拥有巨大的经济、政治动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基层地方政府与辖区企业之间也形成了一种互利互惠的依附关系。

[36]转引自孟天：用行政审判保护经营自主权，《人民司法》1995年第1期。[29] 对于企业经营自主权行政诉讼案件的强调，也反映在上世纪90年代历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譬如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便总结：人民法院在过去五年期间（1989—1993），通过对侵犯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投资决策权等案件的审理，制止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违法行政行为，促进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宪法赋予国家权力的范围及国家权力的行使程序、宪法限制国家权力的原则及制度，均决定于人权保障的需要。

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上，公民基本权利是第一位的，国家权力是第二位的，国家权力存在和运行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国家自身也必须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必须倍加珍惜。两者之间关系的判断标准只能以社会成员参与制定的规则（宪法和法律）为基准。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社会而言，不仅需要宪政，而且我国现行宪法中对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行，需要两点保障： 一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即社会成员普遍认为自己是具有尊严的人、独立人格的人，具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平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制定的历部宪法均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存在过多种多样的宪法，有的只起到政治上的宣示作用而不实际实施，有的只是部分内容获得实施，有的甚至只起到欺世盗名的作用，而只有那些真正能够起到保障并限制国家权力从而保障人权的宪法的实施，才是宪政的状态。因此，如果人民没有自己选举出来的代理人，国家权力实际上无法运行。宪法设置了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体系，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规定了国家机构体系中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纵向权力关系和横向权力关系，一方面，赋予这些国家机关各自的权力，以保证其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规定了这些国家机关的权力范围，以及对它们的监督制度，以防止它们滥用权力。

显然，黄炎培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吗?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在人民主权原则未确立的情况下，国家权力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不可能通过制定宪法、以宪法的方式约束和限制自己掌握的国家权力。所谓滥用国家权力，是指虽在宪法和法律授权范围之内，但其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目的与宪法和法律授予国家权力的目的相违背，以及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强度超出了必要限度。国家权力的公定力原理、国家权力的优先性原则、国家权力的优益性原则、国家强制力等。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即是民主制度。即使是同一性质的国家，因国情的不同，在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因国家权力滥用造成的，而国家权力滥用的主要原因又是因为没有将国家权力关进宪法和法律设计的制度的笼子里去造成的，形成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2）法治是人权保障的基本前提。现行宪法根据社会主义理念和我国当时的具体国情，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社会文化经济权利、特定主体的权利等，这一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是历部宪法中最全面和完备的。现代的民主主要表现为间接民主制或代议制，即是这一原因。此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是：（1）民主是法治的基本前提。

只有在确立人民主权原则下，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制定宪法，以宪法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宪法和法律的内容实际上是规定和确认了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和要求，法律是成文的道德，也是以假设社会成员可能不遵守最低限度道德标准和要求为前提的。

近代以后，在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新背景下，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只能及必须获得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在宪法和法律中，首先是获得宪法授权。中国社会的这些发展和进步，既对依宪执政提出了诉求，也使得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更为成熟。

如果不实行法治，不以宪法的方式限制国家权力，就无法有效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扩张，人权也难以保障。在人民主权原则下，人民无法直接行使主要的国家权力，而必须由自己选举的代理人代表自己行使国家权力。

掌握国家权力者不可能自己通过制定宪法以约束和限制自己手中的国家权力。在确认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之后，就必须在制度上解决人民如何行使国家权力这一基本问题。这样，市场主体获得了极大的自我决定的自由、权利的空间，而市场主体即是所有的社会成员。  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 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而不是以其他的形式，既保障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行又不使其滥用和扩张，既保障人民的代理人拥有一定权力又不使其能够谋取私利，之所以成为可能，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的要件： 第一，人权观念的普及化。

但通常认为，人权观念的普及化，即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并成为个人、国家和社会的理念，是在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的主体经济形式以后。——题记 宪法与宪政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

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既保障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行又不使其滥用和扩张，既保障人民的代理人拥有一定的权力又不使其能够谋取私利，可以说，这是近代以后，人类寻找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佳方式。第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但另一方面，人民的代理人即使在选举时道德品质是优秀的，也无法保证其在实际掌握国家权力以后，面对由国家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时仍然能够通过自律保持优秀的道德品质。近代以来，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主要有两种，即直接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

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但是，国家权力同时又具有两个消极特性：第一是滥用，即绝对的国家权力必然绝对腐败，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近代以来，以各种不同的理论为基础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各国宪法均无不明确规定这一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作为制宪的根据。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进入专题： 宪政 。

可见，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民主、法治、人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国家权力之间进行分离，通过市场及市场竞争能够解决的社会公共事务由市场解决，国家无须介入。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